
不要忽略了这当中的真问题
在《张丹丹究竟说了什么(三次访谈)》一文中,我把张丹丹有关灵活就业三次接受访谈的内容完整整理了一下,其中的一篇比较长,为了客观一点,我是让AI给整理的。目的是,对她的观点有一个比较完整的理解。
但还是有不少网友说,你别一句自己的话也不说啊,谈谈您自己对这件事情的看法吧。好吧,恭敬不如从命。其实,事情就在那摆着,我也说不出太多新鲜的话来,而且有的话弄不好也要挨骂。
其实,这几天,我一直有点怀疑,张丹丹教授引起舆论风波的那段话,是不是有点被断章取义。理由有两个,一是稍微用点脑子,也会知道说这话肯定是会挨骂的,难道你不知道大家心里的火是在什么地方吗?二是,印象中,这些年张丹丹教授一直在做灵活就业研究,了解他们的生活,并为他们的保障问题进行呼吁。换言之,她应该不是不知道他们的困难和疾苦的人。
但仔细看了一遍,老实说,也不能说完全是断章取义。那几句话,说得确实不合适。本来主持人是要和你讨论灵活就业者的保障问题,你非得强调他们有自由的福利,你说不骂你骂谁?但话说回来,骂几句就算了,别太伤人。因为总的来说,张丹丹是为数不多的关注这个群体的生存状况,并努力在为他们的保障问题进行呼吁并提出建议的学者。而且,她对灵活就业人员的社会保障还有一个独特的贡献,这一点我在后面要进行讨论。
总之,别太伤人。在中国,如果要选出对灵活就业人员有实际帮助的一百人,我想,张教授一定名列其中。别让他们心凉了,尽管有的话说得确实不合适。
其实这里还有一个情况需要提一下:学者们有时有一种倾向,你叫毛病也行,即他们往往追求片面的深刻,或者可以叫学术偏执。我在讨论问题的时候,有时也会这样,对于别人已经说过的,大家都知道的,特别是自己原来说过很多次的,就不愿意再重复,反而会刻意强调被人们忽略的一面,或自己认为有新意的一面。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较劲吧。而你强调的东西,在公共表达中有时会产生误会甚至误导的。
以上是我对这场舆论风波的一些粗浅看法。这个话题就此打住,我们的注意力还是应当放到这当中的实质性问题上来。
一次失业焦虑的集体宣泄
在我一篇文章的留言中,一位网友说了这么一段话,我觉得说得很好:
一个大学老师的话,可以掀起这么大的浪,这本身就表明,这就是当代最重大的议题之一,它裹挟了太多人的情绪。这个情绪需要被看见,渴望被看见。当 AI 精英在那里夸夸其谈。当马斯克说要移民火星的时候,他看见了整个世界上的这头巨大的情绪大象了吗?
情绪大象,非常形象。这头情绪的大象是什么?为什么裹挟了这么多人的情绪?其实,一个基本的背景就是,我们遇到了一种空前的、一眼望不到边的就业问题。所谓灵活就业是在这样的一种特定背景下发生的。
说两件事情你就明白事情的含义了。
第一件事情,根据教育部及相关机构的数据,2026年中国大学毕业生(含专科及研究生)预计为1270万人。加上留学回国人员,总数预计接近1390万人。如果再加上往届未就业者,求职总人数差不多1500万人。然而,僧多粥少,面向应届生的有效校招岗位不足600万。那等待他们的是什么?很可能就是灵活就业。如果再加上已有的两个多亿呢?这意味着,灵活就业在成为越来越多的人的基本生存方式。
第二件事大家都知道,2026年8月,胖东来新乡“三胖”店招聘900个基层岗位,仅一个厨房岗位就收到超过3000份研究生简历。于东来后来谈起这件事时,曾几度哽咽,并感叹说:这是教育最大的遗憾。其实,他这话只能说是说对一半,教育是有责任,但我还得说,就算是教育没问题,就业的情况也不会有根本性的改变。因为现在的问题并不是专业对上对不上口的问题,而是根本就没有那么多的就业机会。
AI股票配资这就是我说的空前的、一眼望不到边的就业问题。
为什么说空前和一眼望不到边?因为这一次的就业问题真的非常麻烦,和以前的任何一次都不完全一样。以前的就业问题往往是与经济低迷联系在一起的,这次当然也有这个原因,企业也挣不到钱,于是就只能不招或减少招聘名额。但这一次真的不完全是这个原因。在过去的几年中,我写过不少关于就业问题的文章,甚至有一篇的题目就是《就业、就业、就业、就业、就业、就业》,一连用了六个就业。为什么?科技进步和自动化,特别是人工智能对人工的挤出效应是空前的,是前所未见的。
不要以为替代人力的仅仅是人工智能,实际上自动化排挤劳动力的现象早就开始了。根据国际机器人联合会的数据,目前中国工业机器人的年安装量已经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2025年,中国制造业机器人密度已达到每万名工人470台,超过了德国(429台)和美国(274台)。而中国的机器人保有量更是突破了200万台,居全球第一。当然,白领的岗位更是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在萎缩。
这意味什么?意味着着经济发展与就业之间逻辑关系的根本性变化。在原来,失业往往是经济低迷时的阶段性现象,而现在的现实是,经济低迷时固然失业问题会加重,但经济热火起来了也不见得就业机会就会增加。
所以,灵活就业问题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大背景下发生的。由此引起的是整个社会深深的焦虑
而张丹丹的一番话,恰恰与这样一个冷酷的现实碰撞到一起。正如一位网友所说,当一个人想获得一份稳定的工作而不得,当他正在为沦为灵活而焦虑的时候,你却告诉他灵活本身是一种福利,这不明摆着找挨骂吗?但问题是,最应该挨骂的应该是张丹丹吗?如果你自己也参与了用热钱把会替代你就业机会的某机器人公司的市值抬到几千亿,你有什么资格骂张丹丹?
灵活就业者:一个庞大而内部差异又极大的群体
老实说,灵活就业者是一个很不好讨论的问题,因为这个群体的规模太大,内部的差异性太大。你说的符合这部分人的情况,就与另一部分人的情况相去甚远。前两天,我费了很大劲,梳理了一遍灵活就业以及与此有关的概念,就是为了使问题的讨论有个坚实的基础。
从理论上说,灵活就业是就业的形式之一。灵活就业这个概念大体上对应的是国际劳工组织于上世纪70年代提出的非正规就业的概念。但无论是灵活就业还是非正规就业,包含的范围都太大了。而张丹丹的问题就是,没有对这当中的差异进行区分,而是笼而统之来谈。
元股证券:ygzq.hk根据现有的调查与研究,目前我国的灵活就业群体内部可以大体分为四种情况或四层人:
顶层的是自由职业者,如独立律师、资深管理顾问、自由医生、高定设计师、头部自媒体创作者。他们一般是自带专业技能的主动灵活就业,收入较高甚至很高,但波动性也比较大;他们通常自行足额缴纳高等级社保和商业保险,同时拥有较高的职业声望。这部分人的数量很有限。
第二层是平台技能型灵活就业者,包含网约车司机、资深快递员、持证家政、数码维修、探店达人等。其中一部分工作强度可控,不完全依赖纯体力,有一定经验与技术壁垒。其收入中等偏稳,拥有基础保障,多数人自主缴纳灵活就业社保。
第三层是平台纯体力型就业者:包括一般的外卖骑手、快递小哥、代驾、普通网约车司机(兼职)等。这部分人高度依赖平台算法,工作强度极大,准入门槛极低,人力可替代性强。这个群体的社会保障比较薄弱,普遍仅有平台按日购买的意外伤害险,基本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覆盖率很低,工伤认定也存在法律盲区。
最底层的是边缘型非正规散工:包括建筑日结工、街头小贩、搬运工、低端家政小时工(无平台)。他们大多无合同、无固定雇主,劳动权益几乎不受劳动法保护。这个群体的收入极低且极不稳定,多数时候处于手停口停的状态,无任何带薪休假或病假保障,社会保障几乎为零。
有了这样一个分类,就可以对这场舆论风波中三个问题,即自愿性、自由和保障,给出一个基本的答案。首先,至少就第三层和第四层而言,可能也包括第二层中的一些人,他们的灵活就业并不是一种主动的选择,而是一种现实中的无奈。这注定了他们的整个生存状态。
就自由而言,在第一层中,自由可能是他们从事自由职业或灵活就业的重要动机之一,但在中国的灵活就业有两亿多人,这样的人只是当中的凤毛麟角。在另外的三层中,也不能完全否认这个因素,否则就无法解释有些人宁可送外卖也不愿意进厂做工。但无论如何,对这个因素的权重都不能过分夸大。在养家糊口的压力之下,自由不可能排在选择的优先项,甚至说选择都有点奢侈。
昨天我推荐了两本书,《跑外卖》和《我在北京送快递》,从这两本书中可以看出他们的真实生活状态和内心的想法。
人们心目中的灵活就业其实更接近失业
从上面的分类来看,绝大多数的灵活就业者之所以从事灵活就业,并不是出于自愿的选择,并不是出于对自由的追求,而往往是一种现实中的无奈。在这当中,特别要注意到下面的两类人:
一类是原来有正规就业的经历,有的甚至是曾有过不错的工作,由于公司裁员或倒闭,不得不进入灵活就业。年初的时候,网易新闻制作的一个短视频《不够年轻的我们》记录的就是这样的两对夫妻。第一对夫妻原来都是互联网公司的员工,其中妻子毕业于清华医学部,丈夫曾是一家教培行业公司的高管,失业后妻子做房产中介,丈夫失业在家,一蹶不振。第二对夫妻原来也是在互联网行业工作,后因工作紧张身体出状况而不得不辞职,现在杭州街头摆小食摊。
还有一类是原来的小业主,做过小老板的。在网约车司机中,就不乏这类人的身影。这个大家都知道,就不多说了。
对于这两类人来说,他们不仅要面对灵活就业的艰辛,而且还要承受巨大的心理落差。说得直白点,这是一个阶层滑落的过程。
在这样一种背景下,灵活就业中的所谓自由,远不是人们想象的那样浪漫。在《跑外卖》一书中,作为外卖女骑手的作者用自己和同伴的真实经历证明,骑手被精密的算法全方位捆绑,是数字管控下的数字劳工。所谓自由在很多情况下只是一种虚假的表象。
在《跑外卖》和《我在北京送快递》中,我们可以看到,平台依托大数据与智能系统,建立起一套极致严苛的管控体系,以压缩到极限的配送时长、零容错的奖惩机制,牢牢地管控和约束着每一位骑手。在配送过程中,短短几十秒的延误、突发交通拥堵、暴雨风雪等恶劣天气、小区复杂路况、商家出餐延迟等客观不可控因素,都有可能直接造成订单超时、顾客差评乃至高额罚款。
所以,我们既应当知道灵活就业的制度性概念是什么,也应当知道现实中他们的真实状态是什么样的。
在《从概念到现实:究竟什么是灵活就业》一文中,我曾提到一件事情:大约是在1926年,鲁迅在厦门大学任教授期间。当时的厦大校长林文庆经常克扣办学经费。在一次校务会议上,林文庆又提出要削减经费,教授们纷纷反对。林文庆说:“关于这件事,不能听你们的。学校的经费是有钱人拿出来的;只有有钱人,才有发言权!”话音刚落,鲁迅一下子站起来,从口袋里掏出两个银币,“啪”的一声拍在桌上,大声说道:“我有钱,我也有发言权!”
这说的名与实的关系。就业的问题也是如此。
所以,官方的就业标准是一回事,人们心目中的就业概念是另一回事。在现实中,灵活就业在很多时候实际上是更贴近失业含义的。假设说,你家孩子大学毕业了,别人问:找到工作了吗?这里的找到工作,就是人们心目中或说是社会认知上的就业。在你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你才会明白工作和就业的现实含义是什么。
骂声中,张丹丹教授的一个最重要努力被忽略了
关于中国灵活就业群体的规模,由于统计口径不同,目前存在多种数据。根据《2025中国蓝领群体就业研究报告》,2025年的灵活就业人员为2.8亿人,预计2026年将增至3.2亿人,占城镇就业人口比例超过四成。而且,群体近年正在以每年约4000万人的速度在递增。
不少人的一个疑问是,与发达国家相比,这个比例是不是偏高?我查了一下资料,美国和日本的灵活就业人员比例长期保持在40%左右。在OECD国家中,该比例也超过三分之一。这也许就是时代的特征吧。
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随着自动化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灵活就业可能就是一种新常态。
现实的问题是,这个规模已经相当于就业人口将近一半且数量还在不断增加的群体,有两大不可否认的痛点:一是就业质量低,二是社会保障差。而这两个问题,虽然在其他国家也存在,但在我国尤为突出。
就业质量低,指的是就业不充分、不稳定、缺少制度性的权益保障。前面说,在很多人的认知中,灵活就业更贴近失业,原因就在于此。我们一定要知道,就业不仅有个数量问题,还有个质量的问题。“1小时”就业标准大家都知道,也曾经引发很多争论和质疑,但这确实是国际通行的“广义就业”标准。但我们都知道,一周一个小时劳动的收入够干什么?正因为如此,在一些地方政府出台的政策中,把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水平的劳动报酬或经营收入的非正规就业者作为帮扶的对象。
社会保障差,更是这次舆论风波的焦点,也是灵活就业群体主要的痛点之一。覆盖面小,保障水平低,是相当普遍存在的现象。尤其是医保和养老保险。这在社会生活特别是人们的生计模式面临越来越强不确定性的时候,就成为人们更深切的焦虑。年轻时还好办,老了怎么办?
所以,现在最最现实的问题是:如果灵活就业会成为未来的新常态,我们如何尽可能地把这种就业的质量提升一点,把这个庞大群体的社保水平推进一点。这就要说到张丹丹教授这些年的一种不懈努力,甚至可以说是一个贡献:怎么能解开这个扣,怎么能在现实中使得这些事情能向前推进一步。
这个扣在什么地方呢?就在我们社会保障的捆绑模式。这是张丹丹教授特别强调的,也是她要面对的。
因为我们的社会保障,特别是传统的五险一金,往往是与正规就业捆绑在一起的,你要享受这些保障,得有单位给你缴一部分。问题是,灵活就业者没有单位,没有人给他们缴那一部分。那你说怎么办?你光骂就有用吗?你骂张丹丹就有用吗?而张丹丹恰好是在努力解开这个扣。
我看了一下张丹丹教授的研究。她的核心观点是,灵活就业者的社保方案必须突破传统的捆绑模式,设计一种更灵活、更适应其高流动性和收入不稳定特点的过渡性制度。

为此,她主张,解绑“五险一金”,推行“菜单式”参保,为灵活就业者设计一套有别于传统“五险一金”的社保方案;适当降低缴费基数,并根据其收入分层实行梯度化缴费比例;收入高时多缴,低时少缴,以减轻低收入者的压力;破除户籍与地域限制,加速社保与户籍脱钩,简化跨地区转移接续流程,解决因频繁流动导致的社保断档问题。
同时,她还提出一种分步走过渡路径。他提出,要优先稳定就业者,可以尝试将灵活就业中相对稳定的部分(如大部分时间服务于单一平台的骑手)逐步纳入传统职工社保体系。同时,通过“解绑五险一金、实行菜单式参保、降低缴费门槛、平台适度补贴”等组合拳,设计一条从“零保障”平稳过渡到“有保障”的中间道路。
她的核心目标,是让庞大的灵活就业群体获得一份“可触及”的保障。
张丹丹教授的这些主张是否完全可行,是另一回事。实际上,她的一些建议已经为有关部门采纳,并开始推行。为了实现她的设想,她一面说,这个群体的社保太差了,要切实可行的推进;另一方面说,现在可能也无法一蹴而就,达到正规就业的水平,因为他们还得到一些正规就业者没有的自由呢。
就这,就算有的话说得不恰当,或者在公众场合不应当这么说股票杠杆配资平台查询,就应该挨这样的骂?有脑子吗?尤其是那些带节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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